第三次產業革命方興未艾，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大潮已經洶涌而來。在今年初春的“兩會”上，“中國制造2025”、“互聯網+”、“智能制造”等熱詞層出迭見。無論是美國的“工業互聯網”還是德國的“工業4.0”都是針對本國特色的戰略，那么具有中國特色的“工業4.0”應是怎樣的呢？帶著疑惑，本刊記者特別專訪了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原理事長楊培芳教授。

“互聯網+”是中國版“工業4.0”

       傳統互聯網主要功能是信息交流和信息媒體，解決的是信息透明問題；而“互聯網+”的核心是通過移動互聯網、云計算、大數據、物聯網、3D打印等技術，打造成為新型信息生產力。這里所說的信息生產力不是信息情報的生產能力，而是深度進入整個生產過程的監測與控制能力，是信息或知識勞動者利用現代信息技術、信息網絡，以及各類數據信息資源，形成的新型社會化的生產能力。它統領現代機械和能源系統，組成整個社會的生產力。

       國際上普遍認為2010年以后，社會進入了信息生產力時代。信息生產力在國際上有兩種發展模式：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，他們具備信息技術領先優勢，主張從互聯網延伸到工業；二是以德國為代表的，在互聯網領域比較落后，但工業基礎雄厚，主張從工業領域向互聯網、物聯網領域延伸。

       其實這兩種模式、兩條道路很可能殊途同歸，只是過程不一樣。中國有中國的國情，我們既不能完全跟隨美國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德國模式。因為一方面我們的傳統工業存在兩大硬傷——精細加工能力不足和材料提純能力缺損；另一方面，在互聯網核心技術領域，我們也遠不及美國。而“互聯網+”的概念，正好可以發揮我國市場大、網民多，可在應用領域進行大眾創新的明顯優勢，完全可以代表信息生產力發展第三種發展模式。

生產型服務業將大行其道

       《通信世界》在您看來，“互聯網+”將對中國產業發展帶來哪些變化？

       楊培芳：許多人認為傳統工業化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任務，現在還是應該以發展勞動密集的傳統工業為主，互聯網作為一種先進工具不一定符合我國工業現狀。比如最近還有人報怨中國的現代服務業發展太快，擔心過早“去工業化”對就業和GDP造成不良影響。但我可以舉出大量的例子來說明，越是落后產業越需要用先進的生產力加以改造，而不是讓先進生產力去適應落后的產業。

       比如我國農業發展就遇到過究竟是發展小型拖拉機、收割機、小型飛機以適應小農經濟，還是走機耕、收割、噴藥等專業化服務公司道路的問題。我們走了一段彎路以后，現在開始明白，我國農業必須放棄傳統的獨占農機具的生產方式，走分享、契約、服務經濟的道路。我說過，牛郎自己又養牛又耕地，這是農業；牛郎的兒子造拖拉機，這就分離出來了工業；牛郎的孫子在網上開辦拖拉機、收割機和飛機服務公司，這就是服務業。

       農業信息化不是用計算機種地，也不是每家每戶把鐮刀替換成收割機、把耕牛替換成拖拉機就可以的，整個生產流程都要改變。要組建眾多拖拉機、收割機租賃服務公司，實現由獨占經濟到分享經濟的轉型，才有可能走向網絡化、智能化、精準化的農業道路。過去我們喜歡搞大而全、小而全，其實工廠自辦運輸車隊還是工業；現在都由物流公司承包門到門的運輸、遞送任務，那就是現代服務業。

       目前，許多自動化工廠都由機械手和機器人進行一線操作，整個車間都可以實現無人化生產。成品出來以后，從包裝、入庫、到出廠也都是智能工具自動傳遞和運送，基本看不到人的工作崗位。人在哪里呢？人都在軟件車間，而軟件車間也許在本廠，也許在另一個城市甚至在另一個國家，或許是在印度，也許是在愛爾蘭。為什么美國只有2%~3%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生產，20%的勞動者從事工業生產？就是因為有70%的人員都在做服務：軟件即服務，平臺即服務，管理即服務，信息即服務，制造即服務。這里的服務主要不是生活服務，而是生產型的服務。

       信息生產力的發展趨勢，不是按照傳統工業流程，把每個工人的勞動工具都替換成計算機按鈕，而是需要進行整體流程的改造。它既不是原來的工業，也不是原來的信息業，而是通過外包模式，形成新的產業群，即生產型信息服務業，這就是“互聯網+”概念的主要落地形式。

做好傳統產業的加減乘除

       《通信世界》對傳統制造業而言，應怎樣適應新型的“工業4.0”或“互聯網+”？

       楊培芳：馬克思說過，“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，不在于生產什么，而在于怎樣生產，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。”我們必須看到，社會的經濟時代已經從耕牛鐮刀時代、機器動力時代，進入了信息網絡時代。這個時代的農業還是要生產糧食，工業還是要生產服裝、鋼鐵和水泥，但是主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方式已經與農業和工業時代大不相同。

       要適應新時代的要求，我國制造業需要做好加、減、乘、除法。具體而言，加法，就是在原來基礎上加入智能化（即智能制造）和網絡化（即生產型服務平臺）要素。減法，就是淘汰落后產能，并將某些生產環節剝離外包出去，形成生產型服務業。乘法，是指由獨占經濟升級為分享經濟，分享數據平臺和精準制造能力，讓它以一當十。除法，就是節能降耗，改善投入產出比例，壓縮單位產出的投入強度。最終目的是擴張生產型服務業，精化“智造業”，完成社會經濟轉型。

       未來，隨著智能制造和各類生產服務平臺的發展，大型生產企業將越來越少，小型、微型產業群會越來越多。工業的集中生產、壟斷經營特色將被極大消弱，工業勞動者比例也將大幅降低，更多的勞動者將走向新型服務業，社會生產將呈現“分布關聯化”的特征，這是信息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。

以發展IASP為重要切入點

       《通信世界》您給我們展現了未來信息社會的美好前景，但是若想真正落地，怎樣切入最好，還需哪些條件？

       楊培芳：對德國的“工業4.0”，我們要汲取精華、因地制宜。工業時代，是制造業“推動”服務業發展；信息時代，則應該是服務業“拉動”制造業發展。必須形成“應用拉動平臺，平臺拉動基礎設施（管道），基礎設施拉動信息設備制造”的傳遞途徑，在信息服務業基礎上改造和提升農業、工業、能源、建筑、運輸等各行各業的競爭力。

       對中國而言，我們既沒有德國那樣精細加工能力的制造業優勢，也沒有美國互聯網核心技術的沉淀，但是我們有全世界最多的網民，有非常成功的、在國際名列前茅的互聯網企業，如電商平臺（阿里巴巴）和社交平臺（騰訊）。因此，中國的出路應該是發展更多的IASP（互聯網應用服務平臺），通過互聯網應用優勢反求核心信息技術。使它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全局服務，同時帶動傳統工業和其它傳統產業的發展，這才是最能發揮中國優勢的道路。

       這條路能不能走好，最關鍵一點就是有沒有寬松的政策環境。過去，我們的信息化政策大都是“工程推動型”，經常是將政府投資作為第一推動力，結果政府總是重建設輕維護，重硬件輕軟件，重近期政績輕長效機制，政府推力一旦撤銷，信息化工程就難以持續。我們多年的政策研究發現，政府提供寬松發展環境比投資推動更重要，實際上中國的互聯網就是在政策盲區中，從羊腸小道一路走成了康莊大道。只要政策寬松，鼓勵小微企業的創新積極性，自然會在一些新領域（如健康、教育、生產型服務等）出現新的“馬云”、新的“馬化騰”。